外媒：中國人不再“談死色變”

2016年9月25日上午，廣州首家市場化遺囑庫開業。

2015年10月28日，中華遺囑庫吉林分庫的工作人員在整理遺囑證。本版圖片來源CFP

“遺囑”是個令人不快的詞匯

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存款比率最高、財富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許多中國人沒有立遺囑的習慣，這日益引發不容忽視的問題。

美國《今日美國》報刊文稱，“不愿寫遺囑，與中國人‘談死色變’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在中國，動輒談起身后事被認為是“觸霉頭”的象征，立遺囑也被認為是詛咒自己，因此在公共話語中成為禁忌。文章稱，“來自中國遺囑庫的數據顯示，中國2.2億老年人中，只有1%擬定了遺囑，而這已經是最樂觀的估計”。

事實上，即使是在富裕或高知人群中，“遺囑”也是個令人不快的詞匯。《今日美國》報稱，無論何種階層的中國人，普遍對遺囑敬而遠之。

隨之而來的，則是遺囑缺位造成的各種法律糾紛。

一個知名的案例是山西焦炭大王閻吉英。2015年去世、享年71歲的閻吉英，去世前并未留下遺囑，這導致其妻子、情婦和6個子女為遺產展開了激烈爭奪。爭奪最為激烈的時候，其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甚至停止向員工發放薪水。

《今日美國》報指出，遺囑看似是個人問題，其中蘊含的社會隱優卻不容忽視，“是否立遺囑，決定中國人的財富去向，也關乎家庭、社會的長期穩定”。

遺囑公證的數量緩慢上升

在北京遺囑登記中心，74歲的劉茂林(音)正在公證員的協助下立遺囑。這份遺囑將確保他的女兒能夠在其過世后獨自繼承其名下的房產，而非遠在日本經商的兒子。

在劉茂林看來，女兒比兒子更關心、照顧自己。“我覺得女兒得到全部房產理所應當，”他告訴《今日美國》，“兒子也認可我這種想法。”

但他對兒子放棄遺產的口頭承諾并不放心。“等我走了，一切都有可能改變。我不希望兒女們為了遺產你爭我奪，這樣(立遺囑)他們就不能在我死后再發生爭搶了。”

《今日美國》認為，在《第三調解室》等電視節目的影響下，中國人忌諱立遺囑的思想有所松動。

“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主動提出在頭腦清醒、身體狀況尚可時立遺囑，避免隨時可能出現的子女爭產糾紛……沒有人希望電視上的家族紛爭在自己家里上演，這也成為老人們想寫遺囑重要原因。”《今日美國》報道稱。

隨著觀念的轉變，中國遺囑公證的數量正在緩慢上升。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網站報道稱，2017年，廣州市公證部門共受理了2.4萬份遺囑，同比增長20%。上海也出現了類似的增幅。

然而，雖然遺囑公證數量有所上升，但相對于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這仍有些微不足道。據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估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當中，立有正式遺囑的不超過25%。

中國遺囑公證的數量嚴重偏低，但在《經濟學人》看來，遺囑的實際數量可能比看上去的多。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一些人擔心管理部門看到其遺囑，進而計算出他們實際應該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或者擔心一旦政府決定征收遺產稅，遺囑將成為征稅憑證。出于這些考慮，很多人沒有進行遺囑公證。

從“談死色變”到正視死亡

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看來，立遺囑并非消極的想法，而是一種積極的態度。

“未雨綢繆總是好的。不要忘記天有不測風云，你一旦不在了，遺產不能按你的意愿去分配，這可能造成更多的遺憾。”《聯合早報》刊文稱。

57歲的徐先生身體強壯，聲如洪鐘。今年3月，他與妻子商量，希望在公證機構立一份遺囑。在北京坐擁十多套房產的他和妻子育有一個兒子，兒子也已結婚生子。不久前，一個朋友突然離世，讓徐先生頓時有了人生無常的感慨。

“我并不是特別害怕死亡，或者不愿討論死亡。”他告訴《青年參考》，“人過半百，想東西的角度會變得很不一樣。之前總覺得談遺囑晦氣，讓人難以接受，但我現在看得開，有些事應該早點說清楚，最好是在清醒時就對身邊的人有個交代。”

“寫遺囑時你覺得很麻煩，但沒有遺囑，繼承人就會很麻煩。我去世的朋友就是個例子。由于沒寫遺囑，不光他的子女、配偶有繼承權，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有繼承權，其他繼承人不簽字放棄財產，他的孩子就不能合法繼承全部家產，導致親友反目，矛盾不斷。正是這些麻煩，讓我覺得有必要提前設立遺囑。”

在俄羅斯衛星網看來，從“談死色變”到正視死亡，這反映了中國社會觀念的進步。

不過，想法與實踐之間，仍有不小的距離。中華遺囑庫的數據表明，從有立遺囑的想法到真正采取行動，大部分老年人至少間隔了5年以上，有21.2%的老年人間隔了10年以上。他們緩立遺囑的原因，主要是擔心立遺囑引起家庭矛盾，晚年不得安寧。

立遺囑“防”兒媳“防”女婿？

《經濟學人》報道稱，在中國古代，一個家庭通常由嫡長子繼承父親的頭銜與財富。許多中國人寫遺囑的主要初衷是維持此類傳統。

中國公證協會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全國各地家庭在分配財產時，仍然一邊倒地偏向兒子而非女兒。

另一方面，急劇上升的離婚率對傳統家族觀念造成強烈沖擊，導致家庭關系變得更加錯綜復雜。

中華遺囑庫的數據顯示，47%的立遺囑者只有一個孩子，但老人們想確保終生積累的財產由女兒或兒子繼承，而非女婿或兒媳。

中華遺囑庫發布的《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3-2017)》顯示，有99.93%的老年人選擇了“中華遺囑庫范本”中的“防兒媳女婿”條款，在遺囑中規定繼承人繼承的財產屬于個人財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俄羅斯衛星網分析認為，99.93%“防兒媳女婿”的選擇背后，可能是對兒女婚姻的焦慮和擔憂。這種焦慮和擔憂一直存在，但遺囑“放大”了這些問題。

95后也開始立遺囑

立遺囑的都是老人?不一定。在立遺囑的人群中，已經出現了80后、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

劉女士生于1996年，22歲的她于今年1月立下遺囑，把價值8000元的單反相機、收藏多年的旅行明信片和自己制作的拼貼畫留給13歲的弟弟。

劉女士并不認為有誰會為這幾樣“遺產”發生爭執，但她希望通過遺囑的形式，將自己認為無價的東西留給深愛的人。

“這些看起來不值錢的東西陪伴了我多年，”劉女士告訴《青年參考》記者，“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它們能夠替我陪伴我在世界上最在乎也最在乎我的那個人。當他看到它們的時候，就會想到我，想到我們一起經歷的時光。我想這就是我最重要的財富。”

與劉女士相比，80后的陳女士立遺囑的出發點更為現實——新婚不久的她，希望離世后將婚房留給父母。

陳女士告訴《青年參考》記者：“其實現在立遺囑也談不上早了，我不覺得有什么忌諱的。誰都說不好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這套房子本來就是父母還錢為我買的，所以萬一我有什么不測，房子也應該留給我的父母。我先生也同意這種想法，所謂立遺囑，其實就是把我們的這種共識落實到法律層面上而已，我們沒有理由逃避它。”

在許多國家，立遺囑人群日益年輕化。日本法律規定，公民從15歲開始就可以設立遺囑;日本律師聯合會把4月15日定為遺囑日，在這一天會免費提供有關遺囑的電話咨詢。英國法律規定，除了不滿14歲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任何公民均可立遺囑;對于年滿14歲的未成年人，由于其具有部分行為能力，依法可以立口頭遺囑，但應由兩名以上的見證人予以見證。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早立遺囑不留遺憾》一文，文章稱，早立遺囑體現出年輕人豁達開放的生活態度。為避免日后糾紛而提前立下遺囑，是理性的選擇，也是對自己、對家人負責。

“我身邊很多20出頭的人，都有立遺囑的打算，”劉女士說，“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在討論這一話題。我們應該更多談論死亡，這是生命的一部分。遺囑帶給親人的是愛和信念，而非什么可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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