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在中國：落地生根，揚帆出海

2017年冬至的第二天，在首都機場工作的曹翊接了一個特殊的滴滴順風車單。

下單的是位50歲左右的阿姨，住在首都機場南邊的居民區。前一天，她在天津上大學的女兒在朋友圈抱怨，冬至沒吃上餃子。這位母親坐不住了，第二天大清早起來，和面、搟皮兒、剁餡兒……她準備搭個滴滴順風車去天津，給女兒送餃子。

沒想到，阿姨家里臨時有事，去不成了。她問曹翊能不能替她把餃子交到女兒手里，“我那時剛當爸爸，剛能體會到兒行千里母擔憂，所以就答應了下來。”

女孩從曹翊手里接過藍色的塑料保溫盒，打開一看，媽媽親手包的餃子香撲鼻而來。“她當時眼眶就濕了。”

曹翊送餃子的滴滴順風車，是近幾年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業態之一。共享經濟最注重的便是資源的整合及高效利用。

在中國，共享經濟出現的時間雖短，但其發展速度和規模均呈井噴式上漲，迅速覆蓋了出行、住宿、醫療、辦公等諸多領域。普通人的生活，因此被改變。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共有190家共享經濟平臺獲得投資，投資金額達到1159.56億元。2017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52850億元，較2016年的36750億元增長了43.81%。

應運而生，從出行開始

6年前，程維從阿里辭職創業了。彼時，互聯網行業早已巨頭林立，而程維選擇了出行這一細分領域作為起點。

這源于他切身體會的痛點。在阿里工作時，他常奔波于北京杭州之間，有時打不到車差點誤機;有時半夜才到機場，很久都等不到出租。不止是程維，打車難、出行不便是很多城市人的共同感受。與之相對，許多出租車卻拉不到活，在街上空跑。

那時，國外已經開始了共享經濟模式，比如美國的網約車軟件uber。但在國內，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共享經濟”。

程維也想到了網約車。如果能讓打車連上互聯網，通過網絡建立乘客和司機之間的直接聯系，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滴滴出行就這樣誕生了。

作為中國最早的共享經濟平臺之一，推廣之初，滴滴碰到的是硬件環境的壁壘。“那時候剛有智能手機，很貴，出租車司機不愿意裝，也不知道裝完了到底有沒有用。”滴滴出行首席發展官李建華說，第一次合作上的突破是在昌平的一家小型出租車公司里。當地的中國移動為司機們贊助了70臺智能手機。滴滴的第一個局面，就這樣打開了。

2014年初，滴滴成功接入微信支付。這成為它在幾年間迅速走紅的另一大助力。“當時預估訂單增長20%就不錯了，結果上線以后訂單兩周漲了50倍。”滴滴CTO張博說。

此后，滴滴快速發展，業務范圍不僅涵蓋了出租車、快車、專車，還開辟了順風車。順風車是車主通過互聯網發布信息，將自己車上的閑置座位共享出去，邀請順路者合乘?？燔?、專車、順風車等業務的相繼上線，讓滴滴的共享出行版圖不斷擴大。

短短6年后，滴滴平臺已擁有5.5億用戶，平臺每天完成訂單3000萬單。

衣食住行遍地開花

就在滴滴飛速發展的同時，其他業態的共享經濟也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幾乎覆蓋了衣食住行等各個領域，如共享服裝租賃“衣二三”、共享民宿小豬短租、共享辦公空間wework等等。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的生活很難完全繞開共享經濟。

29歲的張瀟林是一名互聯網公司的時尚白領，雖然衣柜滿滿，但“總是缺件衣服”。最近，她嘗試著在“衣二三”租衣服。作為共享服裝租賃平臺，“衣二三”提供不同風格、不同尺碼的服裝和飾品。用戶只需在平臺上注冊，并交納少量費用，就可以嘗試眾多不同款式。

張瀟林在“衣二三”下的第一單是一件露背連衣裙和一套碎花雪紡裙，還有一對比較夸張的仿寶石耳飾，都是平時很少嘗試的風格。“我買的一般都是職業裝，租來的衣服出去玩兒的時候可以用。”與購買相比，租無疑是更劃算的選擇。

今年起，王樂樂開始在“玩多多”上給自家孩子租玩具。“玩多多”和“衣二三”的模式差不多。王樂樂的兒子五歲多，家里的玩具早已堆積如山。她想讓孩子多嘗試新玩具，又不想太浪費，在小區媽媽群看到推薦后，很自然地“入了坑”。

共享經濟不僅能夠節約資源，讓人們少花錢多辦事，還有利于環境保護。

2016年，在交通領域做了8年記者的李婷，突然被中韓兩國不一樣的天空觸動了。那是在韓國釜山跨年后回國的飛機上，“在釜山上空的時候，就看到天特別藍，降落到北京的時候，就霧蒙蒙一片。”她給自己定下了新年目標：要做和環保有關的事。

當年6月，一位外國朋友告訴李婷，上海街頭出現了摩拜單車。“他特別激動，給我發了幾十條微信，講這個東西怎么用，說它是偉大的發明。”

出于職業敏感性，李婷認為應該了解一下這種新的出行方式。她發現自己非常認可摩拜的運行模式和環保理念，不僅成為了摩拜堅定的使用者，還成為了摩拜的第46號員工。“了解著了解著我就入職了，”李婷笑著說。

藏在背后的高科技

遍地開花的共享經濟背后，隱藏著種種高大上的現代科技。

比如摩拜的掃碼解鎖，依靠的是移動物聯網技術。據李婷介紹，摩拜的每個車鎖內都有一枚移動物聯網芯片，芯片連接網絡，讓后臺可以實時查看每輛車的車況。是否電壓不足，是否被報障等信息，盡在掌握。

“高峰時全國有三千多萬人使用摩拜。要想保證解鎖速度和穩定性，還要有通訊企業的配合與努力。”李婷說。

滴滴順風車平臺的信息撮合，則涉及大數據的應用。滴滴順風車生態負責人宋展鵬告訴新京報記者，乘客和車主發布的出行信息中包含起始點、時間等，大數據系統會在這些出行信息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匹配程度列表。隨著數據的不斷積累，匹配的數據模型會更加精準。比如通過過往歷史出行行為、路況等數據，為用戶做最優化的匹配展示，方便車主和乘客合乘出行。“當然，我們只是提供信息撮合，最終是否合乘還是要由車主和乘客雙方決定。”宋展鵬說。

而在滴滴派單平臺，技術更為復雜。據張博介紹，滴滴目前有5.5億用戶，平臺每天完成3000萬單。在一個既定區域內，系統要全局考慮車輛、乘客的供給和需求，實時進行最合理地分單。

張博介紹，為了實現“全局最優”，滴滴在海量交通數據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人工智能“大腦”——滴滴大腦。它能實時學習城市交通出行規律，了解交通工具和道路的狀況，并以毫秒級的速度計算，做出最優的供需匹配、智能調度等決策。

“這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這要求實時的計算和預測，而且量特別大。”張博說，滴滴為此設計了全新的智能路徑規劃算法，能對未來路況做出準確預測。它會整理車主所有可能的走法，并挑出最優路徑。

一旦有乘客發單，滴滴大腦就會迅速定位乘客、搜索車主、進行路徑規劃。此外，它還會預估時間、綜合考慮方向夾角和司機服務分等因素，既聰明又周到。

這種技術上的探索，獲得了全球范圍的關注。

據滴滴政府事務高級總監龐成軍介紹，滴滴自主研發的谷雨大數據系統，已成為全球范圍內使用最廣泛的出租車智能調度系統。在巴西，滴滴幫助99團隊升級出行安全預警及保障措施，一年以來，99平臺上的司乘安全事故發生率降低了80%。

龐成軍說，目前，滴滴已在墨西哥、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實現了獨立運營，滴滴還通過投資、產品技術合作等多種形式，成為包括Grab、Lyft、Ola、Uber、99、Taxify以及Careem在內的全球七大移動出行企業的投資者，這一全球移動出行網絡已覆蓋超過1000個城市，觸達全球超過80%人口，涵蓋了一帶一路的大多數國家。“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復雜的出行市場上，滴滴已經有了足夠的積累。我們的產品、技術和解決方案，在中國市場得到了很好的證明。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在全球創造比較好的價值。”

共享經濟的意義最大化

共享經濟中產生的大數據，勾勒出了一座城市、一群人的性格和剪影。

李婷說，你肯定猜不到，單次騎行里程最長、騎行速度最快的是什么樣的人群?“最后的結論是退休大爺。”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是著名的自行車王國，大部分人都騎自行車上下班。如今已經退休的大爺們，年輕時候就過著那樣的生活。他們最熟悉那種出行方式。

而在深圳，摩拜出行有三個高峰，早、晚以及凌晨0點到2點。“最開始我們還笑，說深圳好年輕啊，夜生活真豐富。后來深圳人告訴我們，你知道那些零點騎車的人是干什么的嗎?是工廠里的夜班工人下班了!”

滴滴每天3000萬訂單，數據量更大，堪稱寶藏。李建華說，作為共享經濟的成果，滴滴希望將這些數據再次共享，“和社會共享，和城市共享，將共享經濟的意義最大化”。

以紅綠燈為例。滴滴通過大數據手段對各路口進行掃描，分析出暢通、緩行、擁堵路段與紅綠燈的關聯，并優化出轉換更加科學的智慧紅綠燈。

據滴滴智慧交通項目工作人員介紹，滴滴首創的智慧信號燈目前已優化了全國超過1300多個路口，平均降低了10%-20%的擁堵時間。

在濟南，在已優化的344個路口，每天為市民節省通行時間超過3萬小時。而減少車輛怠速、緩行時間和排隊過程中停車啟動次數，還間接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基于大數據分析，滴滴還可以對城市公交線路做出評估，覆蓋從運力負載、站點客流到時段客流的多個方面。他們會對線網優化提出改造建議，幫助傳統公交轉型升級。

摩拜的移動物聯網數據也有意外收獲。李婷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城市中，移動通訊網絡覆蓋并不完全，有些地方存在“信號黑洞”。“五道口地鐵站就有個黑洞，單車騎過去一關鎖，系統里就永遠找不到了。南鑼鼓巷也有。”

摩拜將這些數據信息反饋給電信運營商，協助他們完善網絡覆蓋。

共享中的人情味兒

滴滴、摩拜、小豬短租……層出不窮的共享平臺，不知不覺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今年，王雅潔結婚了，婚前居住的房子閑置下來。她成了小豬短租的房東。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王雅潔，很早就知道小豬短租。在她看來，與長期出租相比，做短租的收益可能更高，“另一個就是(租客)只住一兩天嘛，對房子的破壞程度不會那么大。”

她決定做個好房東，不僅添置了新家具，還布置了不少綠植、裝飾品，在墻上掛上了油畫，希望營造出溫馨的氛圍。

每次有租客入住，王雅潔都會更換床上用品，把房間打掃得干干凈凈。她還會像朋友一樣和每個租客溝通，“周圍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比如他們要是和朋友聚會，可以去一些音樂酒館，他們還是挺受用的”。

有一次，一個客人住了好幾天，每天在家做飯?？腿送朔亢?，王雅潔去打掃時被“驚到了”，“我給他的時候什么樣的，他還給我的時候一模一樣，連鍋把手的朝向都按最初的方向擺好了。”

王雅潔覺得，這是客人感受到了自己的用心。和傳統酒店相比，以共享經濟形式出現的短租多了不少人情味兒。

跨城送餃子的曹翊對此深有同感。曹翊原本住在機場附近，婚后為了方便愛人上班，搬到了房山，距離機場80公里。跑一趟，油費、高速費加在一起80多塊，一個月下來就要3000多。而且一個人開車容易犯困，尤其堵車時，單程要開3個小時，經常犯迷糊。

順風車完美地解決了他的問題。“拉一位乘客的收入正好補貼了油費，遇上拼車的時候，大家路上說話聊天，時間過得特別快，不再犯困了。”曹翊說。他那輛白色的5座克萊斯勒里，發生過不少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一對外地夫婦帶著重病的孩子來京求醫，乘車時，母親不斷自責，抱著孩子抽泣。曹翊用東野圭吾《時生》里的故事安慰他們。書里的孩子身患絕癥，臨終前穿越回過去，告訴父母這些年和他們在一起很幸福。他想不出其他安慰的話，只希望這個故事能略微消除那位母親心中的痛苦。

更多的回憶是歡樂的。有對夫妻帶著八九歲的兒子乘車，小孩兒眼淚汪汪的，聊了一會兒才知道，小孩兒以前總考全班第一，這次發揮失常，考了第三。

曹翊勸解，沒考第一名不重要。小孩兒回嘴，叔叔，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曹翊說，珠穆朗瑪峰。第二高峰呢?喬戈里峰。第三呢?干城章嘉峰。曹翊說，他不會被一個小孩“套路”，趁著停車的時候用手機搜索了世界十大高峰。“你讓我說到第十都沒問題。”

在曹翊的帶動下，他的同事中很多人拉起了順風車。“一開始不敢跟同事說，好面子，怕人家覺得你不務正業。”但在這個共享經濟伸入生活各個角落的時代里，沒人認為這有什么不妥。“在我工作的地方，拉順風車已經算是一種比較時尚的東西了。”曹翊說。

改革親歷

莊驥 43歲，“摩族獵人”發起者

2016年，我還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工作。博物館位于南浦大橋下的黃浦江邊，離最近的地鐵站有1.5公里，很多人覺得步行距離遠，因此望而卻步。當時，博物館的日均觀眾量只有300人。

2016年5月，摩拜共享單車開始在博物館門口投放。之后的一年半，博物館每月票房環比數據都是上升三成以上，雙休日更是翻倍。有時閉館后，?？吭陂T口的兩千輛單車都會被騎光。

摩拜發展初期單車不夠用，博物館前的單車不能及時補上，我就出去找車，找到了就把它們騎回來。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拆除二維碼占為己有的現象。看到這種濫用車的行為，我非常憤怒。自那以后，我開始每天出去找車并舉報。

我給找車、舉報起了個名字——打獵。

后來，我通過摩拜創始人王曉峰認識了另一創始人胡瑋煒和他們的CTO夏一平。那時他們公司人還很少，但已經開始爆炸式發展了。胡瑋煒派了一個員工來采訪我，把我“打獵”的事寫在了他們的推送里。很多人開始效仿我“打獵”，還由此產生了“獵人群”。因為這個群體因摩拜而生，所以獵人的全稱為“摩族獵人”。

從2016年5月9日我舉報第一輛單車開始，到當年8月底，第一個獵人群成立了。獵人們的工作包括找車、舉報等等。

我還發明了“獵人盾”，是一種特殊的擺放單車的方式。用這種方式擺放，單車不容易倒。

獵人之間都是網友，通過微信群聯系。大家的身份多種多樣，公司老板、理發師、白領、報紙投遞員、退休人士、網店店主都有。我們白天各司其職，晚上就四處巡邏。“打獵”也是自發的，原因很多：有的人看到單車被私占或損壞感到憤怒;有的人把它當成游戲;有人是因為強迫癥，喜歡把東西擺得整整齊齊。

現在，獵人們為了解決共享單車遇到的問題，還經常在一起頭腦風暴。主題很多，比如：提供防小廣告的噴漆方案、推共享單車的移動能源回收、移動立體車庫對于潮汐車潮的合理調度……有點像是一個松散的民間智庫。

截至2018年5月10日，摩族獵人共有群45個，總計4248人。除去各群穿插重疊的人員后，保守估計大約3500人。

要說獵人改變了什么，我想更恰當地說應該是我們強調了“文明與善意”，強調了“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并無處不在地監督著這個社會。

典辭革改

共享經濟

借助網絡等第三方平臺，將供給方閑置資源使用權暫時性轉移，實現生產要素的社會化。通過提高存量資產的使用效率，為需求方創造價值，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新京報記者 王婧祎 實習生 王艷華

關鍵詞： 揚帆 中國 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