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ICU不足醫護人員更缺 德國最多英國最少

面對新冠疫情在歐洲的暴增趨勢，歐洲的重癥病床、配套設施以及最重要的醫護人員，準備好了嗎?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截至3月15日，歐洲(包含英國在內)共確診人數超過46820例，死亡1816例。其中確診病例排在前五位的是意大利(21,157)、西班牙(6,391)、德國(4,649)、法國(4,499)和瑞士(1,375)，英國的確診數字在攀升中，目前為1140人。

多位歐洲醫生、公共衛生專家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普遍認為，

德國是目前醫療設備最完善的國家，而英國和葡萄牙的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CU)容量要低得多。

以英國為例，不僅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花費比不上德國，且人手也趨于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脫歐更是雪上加霜——歐洲大陸的護士可能不會再選擇到英國工作。

同時，即便是在ICU重癥病床配給跟上的情況下，醫護人員不足也成為歐洲國家對抗新冠疫情的現實難題。在最差情況下，面臨ICU重癥病床不足或醫護人員不足的歐洲國家，恐怕要面臨同意大利目前相同的困境：醫療配給。

“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實施重癥監護配給。這是一個哲學與醫學相結合的領域，因為很少有社會能很好地解決重癥監護的配給問題。”專門從事醫保供應鏈方面研究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副教授亞達夫(Prashant Yadav)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在這方面，我們對歐洲社會充滿信心。

我們相信，如果真的要實行重癥監護的配給，人們會為了更大的社會公益而尊重這種決定。

”

盤點歐洲ICU病床：德國最多英國最少

根據歐盟最新數據，

德國仍然是醫療設備最完善的國家，每10萬居民中有29.2張重癥監護病床，意大利(12.5張)、法國(11.6張)和西班牙(9.7張)，歐盟平均每10萬居民擁有14.3張重癥監護床位。

作為歐洲人均重癥監護床位最多的國家 ，按照日前德國政府方面給出的數據，德國有28000張重癥病床，其中25000張已被使用(占用率達89%)。

英國方面數據顯示，英國NHS有超過4000張成人重癥床位，但五分之四已被占用，預計需求會增加至28000張，且各區域重癥病床分布不均，其中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是發達國家中人均重癥監護床位最少的區域之一。

北愛爾蘭每10萬人有5.3個ICU床位;威爾士有5.4個，蘇格蘭有5.1個，可以這樣對比：英國和北愛爾蘭的所有地區都遠遠落后于美國、德國(29.2)、羅馬尼亞(21.4)。美國每10萬人有34張重癥監護病房床位。

在威爾士地區， 2018-2019年，威爾士地區每天約153張重癥病床可以使用，全年整體占用率在90%以上。每年威爾士大約9600名病患需要重癥監護設備。威爾士是英國重癥病床最少的，英國是全歐洲重癥病床最少的。由于人口增長與老齡化，對重癥醫療的需求在以每年4-5%的速率增長。然而，2018年，40%的重癥病房由于人力短缺而關閉，導致占用率升高到95%。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衛生政策系副教授科斯塔馮特博士(Joan Costa-Font)告訴第一財經記者：“NHS在醫療上的花費比德國要少得多，并且人手處于不充足的狀態。在英國脫歐的背景下這一情況會更加嚴重，因為歐洲大陸的護士可能以后不會再來英國工作了。”

科斯塔馮特表示， NHS的資金一直無法跟上服務需求的增長，而財務上的限制表現為大多數英國醫院的員工短缺。因此，大多數英國醫院不得不依靠和私人機構簽訂臨時合同，私營醫療提供商已經占NHS花在社區衛生服務上的18%。

英國醫生協會主席帕爾馬(Rinesh Parmar)稱：“在英格蘭地區的NHS中，有近10000個醫生崗位的空缺和43000個護士崗位的空缺，NHS的人手不足以應對需求。 急診室的排隊等待時長到了最差水平，重癥監護室正在滿負荷運轉，難以再多接收重病或等待癌癥手術的患者。”

而擁有重癥病床最多的德國是否真的那么“佛系”?據第一財經記者從德國多位從事醫療事業相關的人士處了解，自從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德國從病毒學專家到醫療人員都在緊密跟蹤疫情趨勢并做著準備。德國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所在的柏林夏洛特(Charite)醫院，目前就已經又下訂單購買100套呼吸機。

德國一位擁有自己診所的全科醫生霍利(Dr.Elmar Holl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德國的醫院在最近幾個星期里，都在積極為新冠病毒的到來做著準備。其中的措施包括隔離措施：把感染人群放在單獨房間內，提供防護服，特定的實驗測試程序以及準備為重病人群使用的抗病毒藥物等。

全科醫生霍利認為：“由于不可預知的感染鏈，該流行病在德國和歐洲已經無法阻止了。”

ICU

不足

，但醫護人員

更缺

霍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門診患者中，區分流感或新冠病毒患者的工作將更加困難。

他認為，要中斷感染鏈，必須對流感或新冠病毒進行更廣泛測試。霍利表示，由于極高的感染率，新冠病毒病原體的傳染性，疾病首發癥狀的延遲出現(所謂潛伏期，在此期間，感染已經可能傳播給人)，且在德國存在(傳播)熱點地區，在他看來，“由于不可預知的感染鏈，該流行病在德國和歐洲已經無法阻止了。”

根據德國媒體的預計，到5月14日，德國方面會耗盡所有ICU床位，目前給出的預計需求量是在現有床位基礎上再加17500張。

在法國方面，法國目前可以提供4500張重癥病床，可能會在緊急時增加到11000張，不過雖然幾乎每家醫院都為新冠患者準備了重癥病房，但恐怕遠遠不夠。

在西班牙方面，目前大部分重癥患者(81%)都在馬德里醫院內，其情況最嚴重，且馬德里重癥病床即將耗盡。據悉馬德里有機會將再雇額外516名醫護工作人員，總體而言，西班牙目前約4404張重癥病床(不包括新生兒床、燒傷床和冠狀動脈床)，其中3508張在公立醫院，896張在私立醫院，西班牙的衛生部門目前預計將再需要1000張ICU病床，其方式是通過對普通病床進行改造，加增呼吸機等等。

在目前疫情最為嚴重的意大利，其重癥病床在5293張左右，預計需求要再加最少4000張重癥病床。

分地區看，在疫情最為嚴重的倫巴第地區，卻僅有859個ICU床位，目前其使用率達248%。預計到3月26日，倫巴第可能有1.8萬名新冠患者住院，其中2700至3200人需要重癥監護。過去兩周內，大區已額外增設了150個ICU床位，下周將會開放另外150張重癥病床。

在其他地區，Veneto每1000人擁有3.6張床位，截至15日前，該地區共450張重癥病床，占用率80%，其中67張給了新冠患者。

一方面，能像德國一樣擁有相對充沛的ICU床位，是較為令人感到安心的事情。

“德國擁有最高的人均ICU容量，其較高的確診人數和較低的病死率數據正反映了這一點。”亞達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但像意大利一樣，如果在歐洲其他地區約10%的新冠確診患者轉為重癥，那么在大多數國家確實會出現ICU短缺的情況。我們現在應該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

另一方面，

床位重組并不代表配套醫護人員能夠到位，特別是重癥室床位本身需要醫護人員數量眾多。

根據德國媒體報道，目前德國方面有以下設想，即屆時如果醫護人員不夠，則可以采取令退休醫護人員返崗，并請各大學醫學系高年級學生來醫院協助的方式予以疏解。

“法國的ICU病房或設備的容量已經擴大了(有的已增加了一倍)。”亞達夫表示，現在，法國的醫療和護理人員似乎是主要的制約因素。

他解釋道，由于新冠肺炎的性質，

每次ICU病床被重復使用時，都需要大量的清理工作(包括呼吸器和所有其他設備)，這意味著在幾個小時內都無法使用ICU病床。

“我們需要快速響應操作管理和預先配置團隊角色，就像一級方程式賽車隊更換輪胎和修理那樣排練，徹底清潔或消毒后重新鋪床以供病人使用。”亞達夫說。

在ICU告急、醫護人手短缺的情況下，意大利方面已經采用了重癥監護配給原則。

歐洲會否走向重癥監護配給

在ICU告急、醫護人手短缺的情況下，意大利方面已經采用了重癥監護配給原則。

大量的外媒報道顯示了意大利醫生在臨床上的艱難選擇，不得不根據配給原則，決定誰來接受重癥監護。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技術與運營管理榮譽教授范沃森侯爾(Luk Van Wassenhove)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目前，ICU在意大利、法國和比利時的房間和設備數已經擴大了(有時已增加了一倍)，所以，或許除了意大利之外，ICU似乎不是真正的、關鍵的限制因素。”

“現在，醫療和護理人員似乎才是關鍵的限制因素，他們壓力很大、筋疲力盡，明顯缺少良好的輪換或替換安排。在意大利，醫務人員正處于崩潰的邊緣。”范沃森侯爾認為，目前法國已經討論了關于定量配給的問題，因為如果確診患者大幅增加，法國可能會到達一個臨界點，那時將不得不決定照顧更年輕的人，而不管生病的老人。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前景，應該盡量避免，以防在未來暴發。”范沃森侯爾說，“比如，ICU的所有人員和后勤(治療或防護設備)應該準備充分，以便在疫情嚴重暴發時能夠更有效地部署。”

“考慮到后勤方面的限制，做好準備是處理疫情的關鍵問題之一。”范沃森侯爾表示，ICU病房很重要，但與之相伴的事物也常常被遺忘，比如治療、人員、防護設備。現在顯然需要一種準備工作的系統方法，但這顯然也是缺乏的。

“當疫情都結束之后，無論是有關醫院容量還是呼吸機等醫療用品，對于管理激增容量這一問題，對于如何制定協調準備計劃，我們都要認真反思了。”

亞達夫說。

(實習記者李欣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關鍵詞：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