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與他救 財政占湖北半壁江山 武漢如何打響經濟“復蘇戰”

在新冠疫情嚴防嚴控要求下，全國各地進入復產復工階段。

3月13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透露出的信息顯示，全國除湖北外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超過95%，企業人員平均復崗率約為80%;中小企業開工率已達到60%左右。

即使就疫情最為嚴重的湖北全省而言，疫情級別低的地級市也開始著手部署有序復工，經濟期待重啟。

但對于首個封城的武漢市來說，全面復工尚不樂觀。目前的疫情防控任務依然艱巨，大面積復工的時間尚不明朗，其經濟損失有逐漸呈擴大的趨勢，并有可能對武漢的經濟運行帶來中長期影響。

“一季度影響肯定很大。”近日，武漢市發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擔憂，目前很多數據基本為零，像武漢這樣的南方城市，按照往年的情況，一季度是要實現開門紅的。但受疫情影響，今年一季度的各項經濟指標基本落空，后續經濟如何補救，如何幫助企業生存下去，對于武漢市政府來說，將是巨大的考驗。

經濟之殤

3月初，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向外界透露，1月份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增長，2月份情況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只有零星收入入庫，進入3月份后，國庫收入仍然會保持零星入庫。

可以推測，作為占湖北財政收入半壁江山的武漢，今年前3個月的財政收入可想而知。

在財政大幅減收的情況下，支出卻大大增加。據《中國財經報》顯示，截至3月12日，武漢市財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資金71.16億元，全部用于集中收治醫院建設、醫療救治、集中隔離等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支持88家定點擴容改造收治病人。此外，新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改造建成方艙醫院33個，提供方艙醫院床位35673個，建立集中隔離點775個，提供集中隔離點床位51925個，保障315支醫療隊、35591名醫療隊員食宿行。

疫情造成武漢市大部分經濟活動停滯，由于居民在家隔離，線下消費受到嚴重影響。從目前的一些報道來看，首當其沖的是餐飲、酒店、旅游、娛樂、交通等行業，這些行業嚴重依賴現金流，在本應消費旺盛的春節黃金周卻匆忙閉店停業，沒有收入渠道，卻還需要承擔房租、員工工資等成本，現金流面臨巨大考驗。

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在調研中了解到，武漢一家著名的足浴連鎖店已經面臨破產，“一個月光所有門店的房租就有1000萬元，員工工資5000多萬元，停業兩個多月就損失了一億多，老板心灰意冷，已經打算關店了。”

這和全國情況大致相同。2019年春節黃金周期間，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超過1萬億元，而2020年春節消費大幅度減少，有關企業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據普華永道預測，今年一季度全國整體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可能會放緩5～6個百分點。

“對于這類企業而言，如果能夠熬過去，或許還能找回市場，逐漸恢復。而對于制造業來說，長期不復工帶來的后果是長遠的。”羅知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制造業的訂單大多一年一簽，隨著湖北以外省份陸續復工，在漢制造企業的市場份額或將被瓜分，等到復工時，今年的訂單可能已經所剩無幾，“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年的訂單拿不到，等到明年，之前的市場關系可能已經被替代。”

由此會形成產業鏈上一系列傳導效應——鏈條上的某一個企業破產，可能會影響鏈條上的其他企業。

據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調查，湖北70%的產業鏈都在省內，容易形成省內大面積的破產潮。一些大企業固然能存活，但經此一役元氣大傷，銷售額可能會下降，背后的數千家中小供應商可能會受到影響。

而在鄂企業中，80%的人才在省內，在這種情勢下，除了人才和資金的外流，更大的后果可能是失業帶來的消費下滑。羅知預測，今年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至少會下降兩成左右，而且收入的下降會造成消費的下滑。消費下滑還會通過乘數效應放大，因為消費不足會進一步引發需求不足，減少供給，從而帶來更大面積的企業破產。

也正因為如此，羅知和她所在的課題團隊在短短數日內形成了3個調研報告，在3月初提交給湖北省和武漢市兩級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門，期待引起相關部門重視。“武漢必須將工作的重心，從全面抗疫中分一部分到經濟中來，將企業復工復產提上議事日程，不然，真的來不及了。”

實際上，湖北省和武漢市相關部門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對策。據悉，3月初，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政研室已經組織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相關經濟學家對當前的經濟形勢進行分析。

而上述武漢市發改委不愿具名的人士也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3月6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曾召開專題會，研究企業復工復產問題，在此之前，武漢市發改委等宏觀管理部門已開展先行研究，一些統計數據正在修改討論中。

根據去年武漢市政府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武漢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357.4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4%，創2016年一季度以來13個季度新高，高于全國2個百分點。

但受疫情影響，目前今年武漢市1、2月份相關經濟數據尚未發布。

差異化復工

武漢的疫情態勢在向好的方向發展，3月6日，武漢新增確診人數降至兩位數，3月11日，新增確診人數降到個位數。

與此同時，復工的相關準備也在悄然進行，2月末，湖北多地上線“湖北健康碼”申領系統，健康碼分為“紅、黃、綠”三色，結合個人自主申報和政府部門防疫信息自動審核、自動生成二維碼，作為防疫期間的電子通行證，在各個檢查點出示健康碼并接受檢查，持有綠碼的方可通行，持“黃碼”“紅碼”則需隔離、醫治。

3月9日，在預定的復工日期前一天，湖北省委書記、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長應勇召開會議，要求根據各地疫情風險等級，實行分區分級管控，在實施省內人員“健康碼”管理的基礎上，適時推動人員安全有序流動和企業分類分時復工復產。

當天晚間，兩份紅頭文件的批復在網絡流傳，分別是武漢開發區(漢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批復同意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及供應商復工，以及江夏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批復同意上汽通用武漢分公司38家配套企業在外人員分批有序返漢，落款日期都是3月9日。

次日上午，《中國新聞周刊》向武漢開發區方面求證，對方表示并不知情，還需要核實，但截至發稿，依然未得到答復。

彼時，武漢的復工復產形勢尚不明朗，直到3月10日晚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后，要求在加強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異化策略，適時啟動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條件的復工復產。這番講話傳遞出中央的態度和信心。

3月11日上午，湖北省潛江市發布26號通告，宣布解封，但很快又宣布取消26號通告，繼續實行嚴格的交通管制、人員管控。此舉令湖北省的復工復產局勢變得愈發撲朔迷離。

當天下午2點，湖北省人民政府網站發布通告，以縣域為單位，在省內劃分低、中、高風險區，實施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企業分類分時有條件復工復產，具體行業企業實行靈活動態管理。其中，武漢市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業運行必需、群眾生活必需、農業生產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國計民生的企業可以復工復產。

此外，通告提出，對全國、全球產業鏈配套有重大影響的企業，在防控措施到位、防控責任落實的前提下，按程序批準后可以復工復產，春節以來未停工停業的企業可以繼續生產。

據武漢市發改委上述不愿具名的官員透露，武漢市已成立企業復工復產指揮部，設在武漢市經信委。

然而，武漢市經信委卻向《中國新聞周刊》否認了這一說法，稱主要牽頭單位是市發改委，經信委只負責工業企業復工復產相關政策的研究制定。至于哪些屬于涉及重要國計民生和對全國、全球產業鏈配套有重大影響的企業，武漢市經信委并沒有給予進一步解釋。

綜合各方信息來看，企業是否批復，哪些企業會被批復，決定權掌握在各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手中。從字面意思來看，大部分嚴重依賴現金流的服務業，在產業鏈中沒有話語權的中小企業不在此次復工的行列，復工日期再次順延，按不早于3月20日24時前復工復產。

對于復工企業而言，員工可憑健康碼“綠碼”，與湖北省內流入地采取“點對點”運輸方式流動，換句話說，員工只能乘坐指定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城市公交繼續停運。

一位已經復工的通信行業企業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為了保障復工期間的安全防控，公司需要派公車挨個將員工接到公司，并提供員工宿舍，保證每人一個單間，員工復工后就不能隨意在外走動，吃住必須在公司和宿舍，此外，每天還要上報兩次體溫。

這家企業的總部不在湖北，其他分公司已經陸續復工，總公司并未對武漢分公司提出復工要求，按這位分公司負責人此前的設想，在3月末復工較為穩妥，沒想到下游客戶申請復工時，將他們作為供應商一同申請，獲批后不得不提前復工。

“從申請到獲批大概用了五天時間。”上述負責人表示，首先公司需要向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提交申請，展示防疫物資的儲備，并安排專人對員工進行監控，保證復工期間的防疫安全。

只是，員工的復工意愿并不強烈，一番動員下，也只到崗了20%的員工，“僅能滿足核心產品的交付”。復工后，成本肯定是增加的，但上述負責人表示，只要能復工，能交付產品，肯定就會有盈利，“只是較平常盈利可能會減少一半”。

這位負責人更擔心的是物流——原材料如何進來，產品如何出去?他已經申請了順豐速運的大客戶渠道，但情況并不理想。據他盤算，目前的物料僅能維持兩周的生產，如果兩周后物料依然進不來，就會面臨工人無活可干的尷尬場景。

從全國情況來看，企業復工復產情況也并不理想。中建三局對其他地區已復工項目進行分析，發現從項目復產資源準備，到全面恢復生產，預計需要15天以上的時間，有的地方還對外地員工有14天隔離要求。“由于武漢可能是最后實現復工復產的地域，在此之前其他城市的物流、資源供應等應該都會放開，預計武漢從復工到恢復正常生產，時間大概可以縮短到7天左右。”

嚴苛的復工要求，無形中將復工日期再次延長。截至3月13日，東風汽車集團的一位技術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仍未收到公司的復工通知，“武漢這么大，復工的前提應該是恢復公共交通，難道走路去上班嗎?”

“抗擊疫情是最大的政治”

無論如何，分級分區、分時分類的復工復產已是邁出經濟恢復的一大步，只是，這一步能不能有效落實還尚未可知。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目前從湖北省到武漢市，各級政府機關還有很多公務員下沉社區，投入抗疫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向多位在漢公職人員詢問發現，無論是省一級還是市、區兩級，是業務部門還是行政部門，都對公務員下沉社區有硬性要求。省級機關工作人員要求就近下沉，市直以下機關工作人員不但要求下沉，還有督導組進行監督。除此之外，漢口銀行這類市屬企業也要求在保證部分網點的同時，大部分員工下沉社區。

據武漢市2月28日的官方數據顯示，彼時武漢市組織各級的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干部5萬多人、社區干部3萬多人、志愿者5萬多人下沉到社區，“開展拉網式的逐步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空白，做到應收盡收。”

“在抗擊疫情的前期，政府工作人員下沉社區確實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政府應該采取一個更加科學、合理和有效的辦法來防控疫情，而不能不分階段、不分地區、不分情況，始終將抗疫作為主要工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

在張燕生看來，目前，武漢每日新增確診人數越來越少，武漢以外地區主要是輸入型病例管控，重點是復工復產復課以及經濟社會生活正常化后的疫情控防，社區防疫工作完全可以交給大數據和專業人士，交給信息的透明度和市民的自覺，交給輸出與輸入地主管部門協調機制，從而將政府職能機關從抗疫工作中解脫出來，工作重心轉回到企業復工復產，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暢通，幫助老百姓回到正常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中來。

“但現在的問題是，抗擊疫情是最大的政治，不組織復工，不承擔責任，但復工后一旦出現新的疫情，主政者會擔負很大責任，這也制約了各地復工復產的積極性。”張燕生建議，當務之急，在科學抗疫和有序復工之間，主政者應尋求一個平衡。

此前，各方對武漢經濟重啟的判斷是先解封，再復工復產，但從最近湖北省的一系列操作來看，由于解封阻力重重，加上目前全國新增確診多是境外輸入，因此，在省內先分區分級管控，分類分時復工復產，喚醒經濟活動后再根據疫情的情況適時解封，或許是更為適合的方式。

羅知則認為，復工復產可以遵循優先原則，有員工宿舍和食堂的企業，自動化程度高的企業，大型資本密集型的企業和外貿企業可以先復工。至于剩下的企業，政府應該統一出臺標準的防疫流程，通過流程去檢查企業，達標了就可以復工。即使一些中小企業暫時達不到食堂和宿舍的條件，可以通過租用酒店，配送餐飲來實現，“辦法總比困難多!”

“對于武漢來說，目前最需要的，短期是復工，長期是中央政策，缺一不可。”羅知說。

自救與他救

近期，武漢市經信委已經發布兩版《武漢市應對疫情惠企政策匯編》，收錄中央到省市區各級政策，以及政策實施細則共132條，但羅知在調研中發現，這些政策的落地效果并不明顯。有民營企業家向她表示，雖然政府有很多稅收優惠和社保減免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對企業而言都是事后政策，遠水解不了近渴，企業沒有現金流根本無法生存。

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溫來成看來，由于全國兩會尚未召開，為應對武漢財力緊張的局面，可能會對預算進行適當調整，加大對湖北和武漢的專項轉移支付，增加湖北省的舉債額度。一些分散在各部委的專項資金和項目，也可以與湖北、武漢對接，此外，還可以借助汶川災后重建的模式，對口支援湖北省各城市經濟發展。

從自身動力看來，武漢市本身處于一個交通發達的區域，可以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比如通過適度增加土地供給，或者對受損嚴重的行業企業采取稅費減免措施，幫助企業在之后有快速增長，將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還可以適度放寬赤字率，通過投資拉動增長。

今年，武漢市提出建設230個市級重大項目，力爭民間投資占到52%以上，從目前來看，要實現這一目標也面臨著無米下炊的境地。而這一輪投資，從目前全國多個省份公布的情況來看，并非傳統的鐵公基，而是以新基建為主。張燕生認為，武漢具備投入新基建的條件，武漢有光谷，有長江存儲芯片，有武漢經開區、長江新城，還有東湖實驗室，“未來新基建的重點就是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就是交通運輸、能源和新能源、信息通訊等傳統基建的升級版，就是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版，利用這些優勢，在疫情后建設一個新武漢”。

這些年，武漢大力發展新經濟，不斷增長研發投入，促進新動能的發展，據今年武漢市政府工作報告，2019年全社會研發經費(R&D)投入比去年增長10%。張燕生曾將湖北省(主要是武漢市)的研發強度歸為全國第二梯隊，屬于投資驅動型，在疫情暴發前的武漢市兩會上，武漢市政府工作報告計劃今年全社會研發經費(R&D)投入增長10%。

然而，隨著疫情暴發，財政收入銳減，加上去年為籌辦軍運會也耗費了大量財力，今年武漢市財政支出實現“三保”(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尚且困難，加大研發投入更是難以想象。

從外部動力來看，武漢難以靠自身力量恢復經濟，一方面靠民間投資，另一方面靠中央政策扶持。

從民間投資來看，如何合理利用武漢龐大的校友和楚商資源，考驗著政府的智慧。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剛回武漢擔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不久，就專門與校友、楚商座談，勉勵他們繼續回饋社會，攜手打贏武漢保衛戰。隨后，校友楚商企業發起“白衣天使就業保障計劃”，拿出超過2萬個崗位專門提供給一線醫院醫護人員的子女。

3月12日，陳一新在武漢卓爾書店再次與楚商企業家會面，要求打贏“第二仗”。圍坐一堂的，有武漢高德紅外公司董事長黃立、卓爾控股董事長閻志、中珈資本CEO曾文濤和楚商聯合會秘書長蹇宏遠。而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陳東升、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融創集團董事長孫宏斌、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也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參與這次座談。未來，在武漢經濟復蘇的“保衛戰”中，楚商和校友資源或將發揮更大作用。

除了企業資源，如何從中央爭取更多國家重大科學裝置、重大科學專項、重大科學攻關項目的支持，也是未來武漢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張燕生看來，此次疫情盡管暴露了武漢的社會和公共治理的短板，但或許也能給武漢帶來一些重大機遇。從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入手，未來如果中央能給武漢更多的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機會，從公共衛生和公共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先行示范區起步，武漢將能得到更大發展。

關鍵詞： 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