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垃圾分類知曉率達98% 從有限分類到無限協作

時隔一年，再訪海淀二里莊小區，一切恢復如常。這一次，志愿者們不用守在廚余垃圾就地處理器旁，向絡繹不絕的客人介紹這個新鮮玩意兒。他們重新回到會議廳，幾人一組地坐在桌前，嚴謹得像對待一道有多元解法的命題。

在討論中他們發現，垃圾分類周年告捷的背后，是社區力量的強監督。但一年過去了，以被動監管為開端的垃圾分類在重新出發之前，也必須要厘清一套更系統的方案。如果說垃圾分類社區治理1.0版本瞄準的是桶前值守，那么2.0版本瞄準的可能就是社區與物業這兩個垃圾分類的中堅力量，究竟要如何配合。

參與率90%背后 志愿者的去與留

今年5月1日，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實施滿一周年。據北京市城管委統計，目前北京居民垃圾分類知曉率達到98%，參與率達到90%、準確投放率在85%左右。與《條例》實施前相比，家庭廚余垃圾日均分出量增長了11.6倍，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長了46%。

在這一年里，由于可操作、見效快，桶站值守已經成為垃圾分類這項社會活動的底層方法。據順義區后沙峪鎮江山賦社區黨支部書記亓偉偉介紹，每天早晨7-9點和晚上6-8點，社區分派了專職守桶員看管。由于部分居民選擇在正午投放垃圾，鏈家黨支部負責在每天13-14點桶旁監督。

豐臺區王佐鎮南宮雅苑社區黨支部書記楊京梅說，一年來，居民分類意識較以前提高了不少。“社區派了志愿者早、晚值守，大部分是社區居民，和物業的垃圾管理員加起來共110人左右。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宣傳、引導。但由于未設置分揀員，當分得不好或是人家著急上班，志愿者們起初也會拿夾子幫忙分一下。”

“垃圾分類的初始階段，主要用被動監管來約束。但實操過程中，隨著桶站志愿者和二次分揀員的職能逐漸模糊。不少時候，居民的確會有礙于情面，采用自己二次分揀，減少鄰里摩擦的情況發生。雖然分出率的提升速度肉眼可見，但這種操作未來仍有改進的空間。”反思過去一年社區垃圾分類管理經驗，夕陽再晨公益團隊垃圾分類項目主管李紫瑩說。

有居民坦言，每天按部就班將廚余垃圾破袋入桶并非易事。天熱、異味和迸濺的油漬都是羈絆。于是，不少人選擇值守時間外擇機投放。豐臺六圈村則想了個辦法，他們在桶旁放置了擠按式免洗洗手液，以應對大伙兒關于垃圾“破袋”的諸多擔憂。“我們把服務遞到居民手邊，剩下的事情就交給他們自己。”海淀區二里莊社區黨委書記魏立曾說。

然而相較追趕剩余20%的指標，社區的更多心事仍是如何能保持既有的勝利。對李紫瑩的團隊來說，垃圾分類更像是一項嚴密的課題，任何微妙的變化都會帶來其對整項行動每個環節的重新檢視。“對于很多社區而言，桶站志愿者數量出現減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對老舊小區，志愿者主要由居民組成，定時定點守在桶旁，時間長了難免會迷茫。”

雖然在她看來，未來垃圾分類最理想的效果是居民實現自主分類，但眼下，志愿者的增減卻著實關系到社區垃圾分類的成效。“去年，桶站志愿者的服務是無償提供的，但今年學院路城管科開始給志愿者們撥付勞務補貼。差不多是每人每月300塊錢，但這個錢會隨著社區垃圾分類的考核結果而波動。”

“其實北京市內的各個社區都可以考慮給志愿者一些福利，把巡視員工資稍微提高一點，他們有點責任心，自然會做好。”高碑店鄉興隆家園小區居民李女士建議。

社區物業協作缺口 模糊的力量分配

統一下撥資金的確能暫時消解掉部分的不確定，但社區間情形各異，志愿者流失帶來的連鎖反應才是更讓社區擔心的。“垃圾分類理論上是社區和物業聯合進行的。但對小區尤其是老舊小區來說，很多時候，包括統籌志愿者在內的事情，還是會由社區來最終兜底。”李紫瑩說。

實際上，北京垃圾分類已試行多年，由于社區端管理和配套等力量有限，行動被拖至去年再吹號角。只是這一次，為了不重蹈當年覆轍，加強物業聯合也被重點提上日程。去年5月1日，與《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同時落地的還有《北京市物業管理條例》，關聯性不言而喻。

報道組走訪期間，社區和物業關于各自職能的解釋大同小異。按照楊京梅的歸納，物業在垃圾分類中承擔主體責任，居委會負責指導和監督。“我們和物業有個群，社區每天在守桶和巡桶的過程中，發現分類不徹底的情況，就拍下來發到群里，讓物業清理，逐漸也形成了一套長效協作機制。”

《北京市物業管理條例》中曾提到，物業服務人員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履行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責任，指導、監督業主和物業使用人進行生活垃圾分類，但落實到具體的實操層面，社區與物業間卻很難實現涇渭分明的力量分配。

昌平區天通苑一居民表示，如今社區內仍處于無人監督的狀態。只有單元門口張貼了相關通知和提示。但因為社區和物業由于人力局限等，垃圾分類工作尚且停留在宣傳層面。在望京西園三區，居委會與物業曾多次組織宣傳活動，掛標語、發宣傳單等，但小區里家庭垃圾分類仍難言理想。垃圾投放站點雖安置了分類垃圾桶，可來往居民仍存在隨意投放，到訪時尚未見到分揀人員。

在社區與物業的分工間，一些棘手的低值可回收物也面臨著回收難題。據了解，類似于玻璃瓶及舊衣服這類一斤只有一兩分錢的低值可回收物，在社區進行垃圾分類時都要分揀出來，因為最終垃圾樓要對垃圾進行焚燒或填埋處理，而這類低值可回收垃圾在焚燒時會產生有害氣體，一旦混入這類垃圾都會拒收。

和平里社區居委會陶彩伶提到，在處理這類垃圾的時候，有物業的需要物業自己想辦法，比如要求設立一個臨時的大件廢棄物堆放點等。但一些小的物業，每天無法產生這么多同類型的垃圾，還要攢到一定程度一起運輸，也涉及到堆積和費用的問題，要知道運輸一次的費用也不低。而街道也只能將其單獨運輸到一個地點，再集中清理。物管會雖然已經在去年成立，但在資金及人員方面能夠提供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產權、成本錯綜復雜 雙方邊走邊摸索

雖然前述條例明確了物業要擔綱生活垃圾管理責任人的角色，但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仍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需要梳理。目前能確定的是，社區與物業協作的缺口不是靠彼此遷就便能彌合的。

以和平里街道為例，在整體垃圾分類的進程中，工作是相對順暢的。據和平里街道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工作人員介紹，去年新《條例》實施后，和平里街道就開始撤桶并站，并給所有桶站升級。在廚余垃圾方面聘請了專門的垃圾分類公司，主要負責廚余垃圾的清運，其他垃圾則由物業進行管理，且特別嚴格。四類垃圾都分類運輸，不存在之前說的那種居民分類了，但最后卻混裝運走的情況。

但在社區與物業的配合方面，和平里街道也有它的難題。“有的街道是大物業管理，一個街道只有一個物業，物業就是主體責任人。但和平里街道有20個小區，有的一個小區就有十幾個物業，所以主體責任就不太明確。”據該工作人員介紹，單是要給物業組織一次關于垃圾分類的培訓，就要組織三場活動，“太散了”。

海淀小南莊社區黨委書記柳春英分析指出，相較高檔小區，物業具備足夠的實力支撐垃圾的桶前值守、清理和收運。但在老舊小區，人力、物力和財力相對有限，在無法發動物業力量的情況下，社區就要不斷去動員志愿者，用最傳統的辦法完成管理。

而在報道組前往的大多小區中，囿于產權單位復雜、物業費用有限等因素，各社區的物業大多時候仍要“邊走邊掂量”。上述提到的望京西園三區就是個例子，據了解，該社區是北京首批經濟適用房，其物業費價格為北京市發改委統一劃定。

目前，小區內雖有不少房屋轉成商品房，可也仍有大量房屋產權并未變動，整體物業費的標準較周圍小區偏低。同時，小區內租戶比例擴大，加大了物業費的收取難度。望京西園三區與四區兩個小區同屬首開物業，而物業工作人員卻不到10人。

同樣困于成本的還有光熙門北里北社區北宇物業。對方表示，如今，由于垃圾站對分類有要求，垃圾清運時間延長，之前清運兼保潔的思路需要改變，小區需要另聘保潔人員，相應的成本自然會增加。“雖然社區服務要求提高了，但由于是國企，沒有政策變動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自行調整，所以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物業費水平，壓力也不可避免。”

困難擺在這里，但不意味著沒有解題的思路。相較僅停留在宣傳階段的社區，后沙峪鎮江山賦社區購買了愛分類作為服務第三方，承接可回收垃圾清理。除了居民志愿者，物業方的保潔人員兼職桶站值守。這套機制運作起來已經算是有條不紊，卻也是再三權衡后折中的結果。

“按照規定，垃圾分類每個桶站都要有人看守。以前社區有38組桶，就得38個人看守，但物業費里也沒有這筆費用，于是撤掉了原來的一些桶站，僅保留6組。去年四季度，物業要派人全天看桶，這樣下去全年要增加30多萬元的支出。為了節省開支，最終決定讓物業保潔和社區志愿者聯合守桶。”亓偉偉說。

底層方法到頂層制度 亟須明確的獎懲機制

“往往社區與物業的合作過程中，很多事情社區是可以與物業協商解決的。但其實不解決也沒有辦法。我們需要的是一套有約束力和強制性的頂層制度。當然，難度不小，具體需要細致到哪個層面，目前沒有一套確定的標準。”柳春英坦言，在與物業配合的過程中，居委會的工作主要是帶領社區居民做自我管理，她所在的小南莊成立的物管會主要是發揮黨建引領和橋梁作用，幫助產權單位、物業公司找到自身定位，增強其責任意識、服務意識;同時也幫助業主轉變觀念，明確自身權利義務，更關注公共利益。物管會能對物業形成制約，但這種制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

去年7月，北京市發布了《關于加強北京市物業管理工作提升物業服務水平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規定社區協助街道(鄉鎮)對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委員會)履職情況、物業服務企業履約情況進行考評。隨后，全市各社區也根據規定，定期評定物業服務。但在收集的社區樣本中，部分社區的考核指標內，尚不包含關于垃圾分類的相關事宜。

雖然明確了物業是社區垃圾分類工作的主要責任人，可關于垃圾分類獎懲措施，《北京市物業管理條例》也僅明確，物業服務人員未履行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責任的，由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部門依照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規予以處理。

在垃圾分類行動落地之初，市城管委曾部署全市城管執法部門在全市范圍內集中開展針對生活垃圾分類違法行為的立案處罰，重點檢查小區物業、賓館、飯店等重點行業領域和單位。而在涉及到的違法行為中，前端分類投放環節仍是違法重鎮，這也意味著，這套明確的獎懲機制里面，居民或許也應包含在內。

“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少數居民分類意識不強。尤其是部分年輕人，特別是租戶。”楊京梅說。據了解，在王佐鎮南宮雅苑社區居民中租戶超300戶。“一般沒分類對的垃圾里會透露地址等信息，其中七至八成均為租戶。我們有時候會打電話過去宣傳教育一下，總體來看還是好很多。”

“目前，獎懲機制仍待走向更加明朗的階段。”在李紫瑩看來，“個人不分類的話可以罰錢。可是誰來執法?居委會不行，志愿者也不行，城管科也不能天天派人守在桶邊。即便志愿者取證然后上報城管科，又該如何讓每張罰單有據可依且尺度適當，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垃圾分類是社區治理的一部分，做好這事沒有統一的模板。但我們已經過了通過被動管理去闖及格線的時期。新的階段，可能要從更大的視角看待垃圾分類這件事情。比如，它也是社區生態治理的一部分，是與其他的行動融合在一起的，每一個細節的增補都是裨益。做好這件事的思路很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歸根結底是要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李紫瑩說。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劉瀚琳

關鍵詞： 垃圾分類 頂層制度 獎懲機制 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