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這個人的行為處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規中矩的

為什么留學?因為有知識短缺的焦慮。我們那代人，經歷了“文革”，學業在中學二年級就中斷了，后來去當兵、做工人，又作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在學術上，我各方面的訓練都是不足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到深圳創業，當時就有去留學的愿望，要補短板。沒想到，一創業就是一輩子。到了50歲時，基本上是打算放棄了。因為后來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歸”博士，不用自己親身去留學。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觸動。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聘為兼職教授，先是簽約一年，開的課是“企業倫理”。做兼職教授和做一個講座嘉賓是完全不同的。做講座，講兩三個小時，回答幾個問題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個課程，要有一個教學大綱，要講出自己創辦企業30多年的案例，還要有中西方的比較，這是很難的。這個時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顯，我的理論知識不足。

后來，我又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聘為兼職教授，講的也是“企業倫理”。作為兼職教授，學校是要給我教學費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級別，我感到這是他們對我價值的尊重，在當時，還是很能滿足我的虛榮心的。

但我繼續學習的愿望還是非常強烈，先后給國內幾所高校表達過意愿，但沒人當回事，都說：“你來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來，哈佛大學向我發出邀請，我就積極響應了。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定要從理論上梳理自己。

要比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入手的途徑就是宗教。這里頭并不是“信不信”的問題，而是從“宗教發生學”的角度去看文化發展的軌跡。出去之前，我沒有鍍金的想法。鍍金一去十年，沒有這樣鍍金的，那都成金了。當然，虛榮心是有的。

第一財經：你是以什么身份進入這幾所學校學習的?

王石：在這幾所大學都是訪問學者。

第一財經：2008年的兩場風波，與你出國留學有什么聯系?

王石：應該這樣說，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歡，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識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離傳統文化很遠。“五四運動”是西方文化的啟蒙，后來的“文革”更是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把儒家和孔子作為守舊的東西來批判。

我還一度慶幸，自己沒有受到傳統文化的“污染”。主觀上，我沒有弄清哪些東西要批判，哪些可用，從來沒有思考過。

到深圳創業以后，讀書自學，對西方文化興致勃勃，學習也是比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讀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那時候真是豁然開朗，重新從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種文化的萌芽、生長、成熟和衰落的過程。

我父親去世后，母親突然從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變成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為什么一個人會突然有那么大的轉變?我當然不會因為她的轉變而轉變，但佛教的確成了我們很重要的話題。我只有聊這個，才能和她有話題。所以，我后來也結識了他們那個虔誠的佛教圈子，有活動，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禱什么，而是要把參與其中的經歷拿回去和我母親交流。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說，到西方，從宗教發生學的角度去學習，并不是說我之前一無所知，不是完全從頭開始。舉個例子，去哈佛之前，我始終有個疑問，難道信仰基督教的人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獄嗎?我完全是帶著這樣的疑惑去的。到了國外以后，我學習了文化比較，知道了在各種氣候、地理條件下產生了怎樣的宗教。宗教更多是一個社會倫理道德的支撐，宗教中的很多戒律，比如，不殺生、不騙人、不殺人，這些在各大宗教中都是一致的。

第一財經：你在劍橋、牛津和希伯來大學都建立了很多關系。

王石：現在我雖然離開了劍橋，但是已經和那里建立了很密切的聯絡。不僅是彭布魯克學院，其他許多學院也是如此。在英國，不僅是劍橋，還有牛津。2014年，我就在那里建立了深潛賽艇暑期訓練營，企業家們可以在劍橋和牛津吃住、學英語以及其他各種文化課。到現在，已經辦了12期。在希伯來大學，我決定明年夏天把教學點開起來。這種學習形式有點像EMBA課程，是成人可持續教育。但它的不同在于，這個課程不是教你如何賺錢，如何建立商業圈子，而主要是讓人反思個人和企業的關系，個人與家庭、社會的關系，還有如何界定優秀健康的企業家等等。

這里學員主要是兩種成分，一種是企業家和高管，比如我自己界定自己就是一個高管，職業經理人。第二種就是成功的運動家，比如全運會、亞運會和奧運會的冠軍，如何讓他們在職業生涯第一階段結束后成功轉型?在中國的文化中，運動家和文化人基本是分裂的，他們從小就是訓練身體，而可能在知識上、在文學和美學方面的修養不夠。企業家可能也有這個問題，不是文科、理科就是工科，如何讓企業家在更健全的環境中發展，不僅是頭腦上的靈活，還需要體力和四肢上的健全。

從古希臘的傳統來說，奧林匹克運動本身就是貴族運動，頭腦和四肢是相互健全的。但在中國的傳統中，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搞運動的又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所以，我覺得面對未來，我們的民族在這一點上是欠缺的。我當時建立深潛營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第一財經：你到處登山，也到處讀書，這兩件事，你都干得很較真。有什么是讀書不能達成，而只能夠通過登山達到的?

王石：我從來沒有這樣比較過，可能媒體比較敏感，會想這兩件事的不同。我從小就喜歡運動，喜歡探險，喜歡競技體育，這可能和家族基因有關。我父親很小就從山里出來參加紅軍長征，我母親是錫伯族，這個民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驍勇善戰。我還很小時，過暑假，母親就把我們放出去，換三次火車再走十幾公里到山里姥姥家。

我喜歡冒險，登雪山滿足了我探險的欲望。我還喜歡飛滑翔傘，2000年，我曾經破了中國飛滑翔傘的紀錄，這個紀錄直到2016年才被打破，足足保持了16年。后來，我又開始飛滑翔機，在大同拿到了國際滑翔機執照。2008年，我又去墨爾本國際滑翔機學校學了兩期，拿到了國際滑翔機駕駛執照。運動，就是我生性的愛好。

第一財經： 商學院，可以說是企業家和高管們深造的主流選項，在那里的學習和圈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自己的事業，而你是從宗教、文化的角度選擇目的地和課題。

王石：我本身喜歡歷史、邏輯學、文學和哲學，我也喜歡思辨。這還是跟我個人偏好和思維方式有關。再從經營企業的角度來說，企業文化也更多是告訴人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企業。

第一財經：你寫了很多書，幾乎兩三年一本，其中也有好幾部自傳，這些書寫，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石：自傳嚴格來說是一本半，我沒出過很多自傳。哪兒那么自戀呢?還出很多自傳……

什么叫“一本半”呢?我創業20年時，寫了一本關于萬科的書《道路與夢想》，其中也涉及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這應該是帶著自傳性質的，其他的一些書都是談論探險和登山的隨筆，應該說和自傳沒有關系。

到了深圳30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我又在自傳的基礎上增加了十年，內容擴大了。原來的那本書，擴充成了兩本，第二本就是《大道當然》。其他的書，比如《靈魂三部曲》《彷徨的靈魂》《讓靈魂跟上腳步》《生命的臺階》《生命高處》等，都是某一時段對自己的反思和對宗教的認識。

現在這本書，嚴格來說不是自傳體的書寫，雖然寫到了自己的經歷，但主要還是說我對身體的認識、對學業的認識。其實我想寫的僅僅是最近十年發生的變化，因為很多人生中的重大變化發生在2008年以后。再聯系到自己之前的經歷，是和編輯商量的結果，他告訴我，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王石以前的經歷，也不會翻以前的書來看，要想把問題說清楚，還是要交代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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