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國資紓困透視：不干涉原則和不可忽視的先導作用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民營經濟在深圳的發展中有重要作用，但多年來形成的國企、民企共同發展格局則是深圳經濟騰飛的基礎和保障。近年來，深圳國資動作頻頻，并且于近期率先唱響“國資紓困”之聲，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也同樣引起諸多質疑。

另外，根據深圳國資委最新消息，深圳兩只上市公司紓困私募基金——投控共贏股權投資基金、投控中證信贏股權投資基金，于11月21日舉行了簽約儀式。其中，投控共贏股權投資基金由投控公司聯合建信信托、鯤鵬資本、國信證券發起設立，總規模為150億元。投控中證信贏股權投資基金由投控公司聯合中信證券發起設立，總規模為20億元。這兩只基金也成為全國首批按照市場化原則設立的上市公司紓困私募基金。

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進行了多方采訪，專家在肯定了深圳國資在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方面成績的同時，特別強調了深圳國資一直以來堅持和貫徹的“先導性”原則。對于國資可能影響民企活力的擔憂，有接近政府政策人士告訴記者，“不用過分擔心，深圳是有文件對國資進入民企明確要求，不干涉民企的經營，以保持民企靈活經營的機制，只是沒有公開。”

對于這場國資紓困行動，各方學者、專家、市場人士均肯定了其必要性，但也強調要堅持“救急不救窮”的原則，以及堅守契約精神。

前進中的深圳國資

今年10月份，深圳市政府數百億資金為股權質押“拆雷”引起關注，政府從債權和股權兩個方面入手構建風險共濟體制，并設立了由國資委、金融辦等10個部門組成的專項工作小組，負責統籌協調化解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票質押風險事宜。隨后，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還專門發行了10億元的2018年紓困專項債券。

深圳的這些舉措，也迅速發揮作用。雷曼股份于10月16日公告稱，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李漫鐵已將4028萬股質押給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投”)。10月19日，夢網集團表示，其控股股東余文勝已將1670萬股由長城證券轉向深圳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集團(“深圳中小擔”)質押。10月底，科陸電子稱，擬向深圳高新投申請總額不超過2億元的委托貸款，公司實際控制人饒陸華提供無條件的不可撤銷連帶責任擔保。

其實在深圳國資“紓困”計劃推出前，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擔就已通過受讓股票質押債權等方式，為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提供流動性支持。麥捷科技、翰宇藥業、得潤電子等公司在8月、9月份就曾稱，公司控股股東將質押的股票從券商、銀行或其他機構轉至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擔等。

不得不說，深圳國資近年來在資本市場確實比較活躍。以深投控為例，2016年底18億接手天音控股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并逐漸成為實控人;今年7月份，深投控以6億元獲得英飛拓12.7%的股份，成為其第三大股東;今年8月份，深投控又以18.2億元與怡亞通聯姻，并最終在10月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

動作頻頻下，深圳國資的行為也受到關注。前不久，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一次峰會上談到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時就表示，應時刻警惕和防止“國進民退”現象在深圳出現，防止“大國企”、“強政府”、“形象工程”思維對高科技和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的影響，堅定不移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之中。

“基礎、服務”未變

2017年深圳國家級高科技企業有1.12萬家，還有近19萬家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科技企業。全年高科技產業增加值7359億元，占全市GDP32%。在高科技產業的每個行業，包括細分行業，深圳都涌現了一批領軍企業，有些還成為著名的世界級企業，如華為、騰訊、大疆等。

張思平總結稱，深圳高科技的崛起歸功于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的創新。在民營企業崛起的同時，深圳的國有企業基本退出了包括高科技在內的競爭性領域，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為城市運行和經濟發展提供基本保障，也為高科技企業提供了基礎保障。一個是主體作用，一個是保障作用，相互支持、共同支撐著深圳的現代產業體系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張思平的說法也得到了不少深圳本地專家、學者以及一線市場人士的認同，其中包括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劉軍院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三川資本執行董事方烈等。劉軍稱，“這是一種客觀描述，也是在深圳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事實，國資重點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這是一種分區和匹配，雙方各取所需、各展所長，既是國企社會責任意識的體現，又符合其規范性和注重質量的特點，同時也匹配民企在發展初期靈活輕便的特點。”

劉國宏表示，深圳國資一直堅持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為整個城市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仍然是這樣。

記者梳理深圳國資近兩年來主要動作發現，深圳國企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一直不斷拓展發力。其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主力企業深圳機場、鹽田港、深圳地鐵、巴士集團、水務集團、深圳燃氣等，近年來基本還是專注于自己所在領域，并有所拓展，且拓展方向也基本圍繞本行業發展或者為深圳發展服務等領域。

此外，在本輪深圳國資紓困之前，注冊于深圳的國企、央企A股公司49家，其中有23家為深圳本地國資企業(以實際控制人系深圳國資劃分)。主要涉及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房地產行業。非國資企業則主要集中于電子、計算機行業，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也主要從事這兩個行業。從行業分布看，國資與民資基本是“各在其位、各有側重”。

從2016年開始，深圳市屬國有出租車企業整合拉開序幕，巴士集團成為深圳出租車整合的主體，通過市場化收購的方式整合五家市屬國有出租車企業，根據相關消息，整合涉及深業集團、深投控、天健集團、深物業集團、深房集團等五大集團公司，涉及本部及下屬子公司近30家。該工作也在去年完成，整合后巴士集團出租車占深圳出租車總量1/4。

深圳地鐵近年來在實現深圳地鐵線路快速擴展的同時，在支持城市建設動作上也頗受關注。前海自貿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可以說是深圳乃至珠三角城市發展的大事。從2016年開始，深圳地鐵就與深圳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戰略合作，打造前海基金小鎮項目，其中深圳地鐵集團負責開發建設。對此，深圳時任市委書記馬興瑞就曾表示，前海吸引知名企業落戶，發展金融產業需要相適應規模的高端商辦樓宇等配套入市，而基金小鎮這樣的規劃設計安排正好滿足了當前的需求。深圳地鐵集團作為基金小鎮的業主，沒有把物業賣掉，沒有把物業作為商業用途出租謀求更高收益，而是把物業作為前海發展的金融配套保障，配合前海管理局的謀劃布局，這是深圳地鐵對前海的重要貢獻，體現了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不可忽視的先導作用

“深圳國資一直發揮了基礎性、服務性、先導性的作用。”劉國宏表示，先導性是深圳國企一直具有的另一大特色，“說國資完全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嚴格上來說是不完全的，不能解釋目前深圳發展這么好的態勢。”

他介紹，當深圳從“三來一補”向外向型經濟轉型之時，深圳市政府在1994年成立了高新投，履行了政府向高新技術進行經濟轉型的職能，后來又有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創新投”)、深創投等，國企在深圳高新技術發展中，起到了很強的支撐作用。“沒錢、信用不好，國資給提供增信、貸款。支持高新技術產業不能只是在口號上，一堆民營企業都成立了，但他們沒錢，如果沒有國資支持，深圳市不會有華為等那么多的高新技術企業。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情。”

劉國宏還介紹了幾個具體實例。針對曾經制約平面顯示行業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缺芯少屏”，深超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國資委直管企業)和TCL集團共同投建華星光電，是深圳市政府重點推動的項目，被認定為“廣東省第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深圳液晶平板顯示)”。

劉國宏還對孫正義的ARM(中國)落戶深圳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表示這會促使深圳的創新邁上一個新的臺階。2017年5月份ARM(中國)正式落戶深圳，并且由中資控股，深圳國資旗下的深業集團是重要參與方。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國芯迎來突破的機會。

另外，劉國宏還表示，深投控接手信達財險和紫光股份等都是有一定戰略意圖的。他介紹，引進信達財險，目的是要改成科技型保險公司，給深圳中小型科技公司提供更優良的金融服務;通過紫光股份，深圳國資將加強和清華整個系統的連接，繼而進入原創、基礎性、前端領域等。“深圳的戰略是，先用優勢先把資源引過來，給創新創業營造好的環境。一直沒有脫離基礎性、服務性、先導性的三大作用。”

深投控作為最大的深圳本地國資企業，定位于擔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橋梁，立足聚焦服務城市發展，圍繞“科技創新”。今年3月，深圳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出資設立了深圳市天使母基金，首期規模為50億元，計劃三年內完成投資。

劉軍表示，“經濟發展每階段也均有其特點，現在已經不是初級階段，現在企業所面臨的競爭也不再局限于國內和行業內，而是國際和跨領域的競爭。而且到了市場經濟的中級發展階段，城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僅已經比較成熟，還需要進一步向高科技轉變，這個時候已不再局限于分區和匹配，更應該強調融合。”

不干涉原則

伴隨著“紓困”資金的介入，市場上擔憂國資控股部分民企進而影響其經營甚至導致部分民企喪失活力等，質疑的聲音也不斷響起。面對各種質疑，一位接近深圳政府人士告訴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不用過分擔心。”

“深圳國資本身就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也有其特殊性。”上述人士稱，“關于國資進入民企的，深圳政府有這樣一個文件，明確要求不干涉民企的經營，以保持民企靈活經營的機制，只是沒有公開。即使成為了第一大股東也并不代表就控股了上市公司，更不代表會影響民企的活力。”

同時，他強調，對于深圳國資進入的企業，也不是完全放手不管，而是會派駐董事，按照公司法要求行使權力，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一些公司實控人尋找國資幫助時，就已明確提出不會出讓控股權。”

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致電怡亞通董秘夏鑌，其表示，深投控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沒有影響公司經營，“一切如常，所有經營均是按照公司法的決策程序進行。”

強調現階段融合發展的劉軍對記者表示，“國資紓困，對民企首先是好事，但一定要融合，而且是兩方面的融合，不可偏廢，要強調契約精神。國資要有資本權力的自覺，不能有太多干預，只需要控制風險，而不需要全盤介入，不應該因為進入導致民企固化、死板。民資也要有相應的風險意識，避免造成國資流失。”

劉國宏介紹，深圳國資“紓困”資金又被稱為“共濟資金”，這是一種明股實債的形式，名義上以股份的形式進入，大股東承諾未來一段時間給予一定的回報，之后相關資金會再退出。“深圳的市場化不是口號，包括紓困資金的使用也是非常市場化的，也代表了深圳市場化運作的理念。”

救急不救窮

對于“紓困”資金的使用，市場也存在爭議。三川資本執行董事方烈稱，“市場是有風險的，不能公司亂搞后，就有人來救，不然大家都去亂搞了。”

“深圳的民營經濟總量很大，而且非常活躍，在大環境影響下部分公司出問題是很正常的，市場也有一定的自我出清功能。”不過，方烈認為，“一家規范的公司，大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和公司經營是沒有關系的。但關鍵要看大股東股權質押之后去干了什么。”

在他看來，部分問題公司多和高杠桿運作、虛假利潤、不務正業盲目擴張有關，“很多公司的主業發展并不需要這么多的貸款，大多是去搞了其它事情。如果自身現金流、造血功能是正常的，那大股東出問題和公司是沒有關系的。”

但對于這波由政府主導的“紓困”行為，多數人士認為是有必要的。劉軍稱，“當國際、國內經濟整體下行時，民營經濟會首當其沖，這個時候政府可以適當釋放善意。”

劉國宏表示，“不得不承認民營經濟最近處在一個危機時刻。前期資本市場的陰跌，如果持續這樣下去，肯定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國資在此時紓困是有必要的。在美國金融危機之時，美聯儲也曾推出了一系列救市舉措，幫助企業恢復信心。”

劉國宏對深圳借助國資平臺進行紓困的行為給予了肯定，“比政府直接赤膊上陣好，方便篩選出救助標的。深圳的共濟計劃資金的具體使用還沒有公開，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是把所有企業的風險全承擔，而是有選擇性的，即使對已經實施救助的企業也只是承擔部分風險，也就是說政府出錢紓困企業是要付出成本的。”

根據此前媒體消息，在深圳“紓困”計劃實施之時，部分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高新投、中小擔等簽署了協議，待股票價格回升后，扣除利息等全部成本，實際控制人還要分30%左右的盈利給高新投、中小擔。

劉國宏還表示，“紓困”資金要堅持“救急不救窮”的原則，“有一些公司經營不善、前期高風險經營，就要承擔一定的后果。”

民營公司業績不輸國資

整體來看，深圳市屬國資企業近年業績表現亮眼。據了解，2017年，深圳市區兩級國企總資產26968億元，凈資產10586億元;全年實現營業收入4156億元，利潤總額889億元。

至于市場擔心的“國進民退”問題，記者粗略比較了深圳國資A股與非國資A股公司近幾年的發展情況，發現至少在A股公司層面，該擔憂并不成立。民企無論在利潤規模，還是在增速上，均不輸國資企業。

從業績規模上來看，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國資A股公司合計分別實現營業收入約691億元、792億元、578億元;合計分別實現凈利潤約120億元、122億元、79億元。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合計分別實現營業收入約26394億元、31439億元、25530億元;合計分別實現凈利潤2564億元、3182億元、2492億元。

從成長能力指標看，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本地國資A股公司的營收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6.75%、15.50%、9.59%;凈利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13.96%、7.76%、1.04%。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的營收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21.45%、22.62%、16.93%;凈利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27.22%、14.12%、11.04%。

可以看到，在A股公司層面，無論是深圳國資還是非國資企業，近兩年營收、凈利總規模一直在穩步增長中，并且由于非國資新上市企業更多，與深圳本地國資的業績規模差距進一步拉開。不過，數據顯示，非國資企業凈利增速整體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

盈利能力方面，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本地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中位數分別為5.31%、6.66%、6.60%;銷售毛利率中位數分別為28.93%、28.38%、27.06%。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中位數分別為9.07%、8.14%、8.30%;銷售毛利率中位數分別為30.66%、30.74%、30.26%。

從上述數據看，近兩年，深圳國資與非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水平、銷售毛利率水平均保持穩定，后者數據表現稍好一些。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民營經濟在深圳的發展中有重要作用，但多年來形成的國企、民企共同發展格局則是深圳經濟騰飛的基礎和保障。近年來，深圳國資動作頻頻，并且于近期率先唱響“國資紓困”之聲，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也同樣引起諸多質疑。

另外，根據深圳國資委最新消息，深圳兩只上市公司紓困私募基金——投控共贏股權投資基金、投控中證信贏股權投資基金，于11月21日舉行了簽約儀式。其中，投控共贏股權投資基金由投控公司聯合建信信托、鯤鵬資本、國信證券發起設立，總規模為150億元。投控中證信贏股權投資基金由投控公司聯合中信證券發起設立，總規模為20億元。這兩只基金也成為全國首批按照市場化原則設立的上市公司紓困私募基金。

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進行了多方采訪，專家在肯定了深圳國資在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方面成績的同時，特別強調了深圳國資一直以來堅持和貫徹的“先導性”原則。對于國資可能影響民企活力的擔憂，有接近政府政策人士告訴記者，“不用過分擔心，深圳是有文件對國資進入民企明確要求，不干涉民企的經營，以保持民企靈活經營的機制，只是沒有公開。”

對于這場國資紓困行動，各方學者、專家、市場人士均肯定了其必要性，但也強調要堅持“救急不救窮”的原則，以及堅守契約精神。

前進中的深圳國資

今年10月份，深圳市政府數百億資金為股權質押“拆雷”引起關注，政府從債權和股權兩個方面入手構建風險共濟體制，并設立了由國資委、金融辦等10個部門組成的專項工作小組，負責統籌協調化解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票質押風險事宜。隨后，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還專門發行了10億元的2018年紓困專項債券。

深圳的這些舉措，也迅速發揮作用。雷曼股份于10月16日公告稱，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李漫鐵已將4028萬股質押給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投”)。10月19日，夢網集團表示，其控股股東余文勝已將1670萬股由長城證券轉向深圳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集團(“深圳中小擔”)質押。10月底，科陸電子稱，擬向深圳高新投申請總額不超過2億元的委托貸款，公司實際控制人饒陸華提供無條件的不可撤銷連帶責任擔保。

其實在深圳國資“紓困”計劃推出前，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擔就已通過受讓股票質押債權等方式，為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提供流動性支持。麥捷科技、翰宇藥業、得潤電子等公司在8月、9月份就曾稱，公司控股股東將質押的股票從券商、銀行或其他機構轉至深圳高新投、深圳中小擔等。

不得不說，深圳國資近年來在資本市場確實比較活躍。以深投控為例，2016年底18億接手天音控股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并逐漸成為實控人;今年7月份，深投控以6億元獲得英飛拓12.7%的股份，成為其第三大股東;今年8月份，深投控又以18.2億元與怡亞通聯姻，并最終在10月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

動作頻頻下，深圳國資的行為也受到關注。前不久，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一次峰會上談到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時就表示，應時刻警惕和防止“國進民退”現象在深圳出現，防止“大國企”、“強政府”、“形象工程”思維對高科技和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的影響，堅定不移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之中。

“基礎、服務”未變

2017年深圳國家級高科技企業有1.12萬家，還有近19萬家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科技企業。全年高科技產業增加值7359億元，占全市GDP32%。在高科技產業的每個行業，包括細分行業，深圳都涌現了一批領軍企業，有些還成為著名的世界級企業，如華為、騰訊、大疆等。

張思平總結稱，深圳高科技的崛起歸功于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的創新。在民營企業崛起的同時，深圳的國有企業基本退出了包括高科技在內的競爭性領域，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為城市運行和經濟發展提供基本保障，也為高科技企業提供了基礎保障。一個是主體作用，一個是保障作用，相互支持、共同支撐著深圳的現代產業體系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張思平的說法也得到了不少深圳本地專家、學者以及一線市場人士的認同，其中包括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劉軍院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三川資本執行董事方烈等。劉軍稱，“這是一種客觀描述，也是在深圳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事實，國資重點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這是一種分區和匹配，雙方各取所需、各展所長，既是國企社會責任意識的體現，又符合其規范性和注重質量的特點，同時也匹配民企在發展初期靈活輕便的特點。”

劉國宏表示，深圳國資一直堅持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為整個城市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仍然是這樣。

記者梳理深圳國資近兩年來主要動作發現，深圳國企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一直不斷拓展發力。其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主力企業深圳機場、鹽田港、深圳地鐵、巴士集團、水務集團、深圳燃氣等，近年來基本還是專注于自己所在領域，并有所拓展，且拓展方向也基本圍繞本行業發展或者為深圳發展服務等領域。

此外，在本輪深圳國資紓困之前，注冊于深圳的國企、央企A股公司49家，其中有23家為深圳本地國資企業(以實際控制人系深圳國資劃分)。主要涉及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房地產行業。非國資企業則主要集中于電子、計算機行業，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也主要從事這兩個行業。從行業分布看，國資與民資基本是“各在其位、各有側重”。

從2016年開始，深圳市屬國有出租車企業整合拉開序幕，巴士集團成為深圳出租車整合的主體，通過市場化收購的方式整合五家市屬國有出租車企業，根據相關消息，整合涉及深業集團、深投控、天健集團、深物業集團、深房集團等五大集團公司，涉及本部及下屬子公司近30家。該工作也在去年完成，整合后巴士集團出租車占深圳出租車總量1/4。

深圳地鐵近年來在實現深圳地鐵線路快速擴展的同時，在支持城市建設動作上也頗受關注。前海自貿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可以說是深圳乃至珠三角城市發展的大事。從2016年開始，深圳地鐵就與深圳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戰略合作，打造前海基金小鎮項目，其中深圳地鐵集團負責開發建設。對此，深圳時任市委書記馬興瑞就曾表示，前海吸引知名企業落戶，發展金融產業需要相適應規模的高端商辦樓宇等配套入市，而基金小鎮這樣的規劃設計安排正好滿足了當前的需求。深圳地鐵集團作為基金小鎮的業主，沒有把物業賣掉，沒有把物業作為商業用途出租謀求更高收益，而是把物業作為前海發展的金融配套保障，配合前海管理局的謀劃布局，這是深圳地鐵對前海的重要貢獻，體現了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不可忽視的先導作用

“深圳國資一直發揮了基礎性、服務性、先導性的作用。”劉國宏表示，先導性是深圳國企一直具有的另一大特色，“說國資完全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嚴格上來說是不完全的，不能解釋目前深圳發展這么好的態勢。”

他介紹，當深圳從“三來一補”向外向型經濟轉型之時，深圳市政府在1994年成立了高新投，履行了政府向高新技術進行經濟轉型的職能，后來又有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創新投”)、深創投等，國企在深圳高新技術發展中，起到了很強的支撐作用。“沒錢、信用不好，國資給提供增信、貸款。支持高新技術產業不能只是在口號上，一堆民營企業都成立了，但他們沒錢，如果沒有國資支持，深圳市不會有華為等那么多的高新技術企業。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情。”

劉國宏還介紹了幾個具體實例。針對曾經制約平面顯示行業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缺芯少屏”，深超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國資委直管企業)和TCL集團共同投建華星光電，是深圳市政府重點推動的項目，被認定為“廣東省第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深圳液晶平板顯示)”。

劉國宏還對孫正義的ARM(中國)落戶深圳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表示這會促使深圳的創新邁上一個新的臺階。2017年5月份ARM(中國)正式落戶深圳，并且由中資控股，深圳國資旗下的深業集團是重要參與方。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國芯迎來突破的機會。

另外，劉國宏還表示，深投控接手信達財險和紫光股份等都是有一定戰略意圖的。他介紹，引進信達財險，目的是要改成科技型保險公司，給深圳中小型科技公司提供更優良的金融服務;通過紫光股份，深圳國資將加強和清華整個系統的連接，繼而進入原創、基礎性、前端領域等。“深圳的戰略是，先用優勢先把資源引過來，給創新創業營造好的環境。一直沒有脫離基礎性、服務性、先導性的三大作用。”

深投控作為最大的深圳本地國資企業，定位于擔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橋梁，立足聚焦服務城市發展，圍繞“科技創新”。今年3月，深圳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出資設立了深圳市天使母基金，首期規模為50億元，計劃三年內完成投資。

劉軍表示，“經濟發展每階段也均有其特點，現在已經不是初級階段，現在企業所面臨的競爭也不再局限于國內和行業內，而是國際和跨領域的競爭。而且到了市場經濟的中級發展階段，城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僅已經比較成熟，還需要進一步向高科技轉變，這個時候已不再局限于分區和匹配，更應該強調融合。”

不干涉原則

伴隨著“紓困”資金的介入，市場上擔憂國資控股部分民企進而影響其經營甚至導致部分民企喪失活力等，質疑的聲音也不斷響起。面對各種質疑，一位接近深圳政府人士告訴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不用過分擔心。”

“深圳國資本身就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也有其特殊性。”上述人士稱，“關于國資進入民企的，深圳政府有這樣一個文件，明確要求不干涉民企的經營，以保持民企靈活經營的機制，只是沒有公開。即使成為了第一大股東也并不代表就控股了上市公司，更不代表會影響民企的活力。”

同時，他強調，對于深圳國資進入的企業，也不是完全放手不管，而是會派駐董事，按照公司法要求行使權力，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一些公司實控人尋找國資幫助時，就已明確提出不會出讓控股權。”

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致電怡亞通董秘夏鑌，其表示，深投控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沒有影響公司經營，“一切如常，所有經營均是按照公司法的決策程序進行。”

強調現階段融合發展的劉軍對記者表示，“國資紓困，對民企首先是好事，但一定要融合，而且是兩方面的融合，不可偏廢，要強調契約精神。國資要有資本權力的自覺，不能有太多干預，只需要控制風險，而不需要全盤介入，不應該因為進入導致民企固化、死板。民資也要有相應的風險意識，避免造成國資流失。”

劉國宏介紹，深圳國資“紓困”資金又被稱為“共濟資金”，這是一種明股實債的形式，名義上以股份的形式進入，大股東承諾未來一段時間給予一定的回報，之后相關資金會再退出。“深圳的市場化不是口號，包括紓困資金的使用也是非常市場化的，也代表了深圳市場化運作的理念。”

救急不救窮

對于“紓困”資金的使用，市場也存在爭議。三川資本執行董事方烈稱，“市場是有風險的，不能公司亂搞后，就有人來救，不然大家都去亂搞了。”

“深圳的民營經濟總量很大，而且非常活躍，在大環境影響下部分公司出問題是很正常的，市場也有一定的自我出清功能。”不過，方烈認為，“一家規范的公司，大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和公司經營是沒有關系的。但關鍵要看大股東股權質押之后去干了什么。”

在他看來，部分問題公司多和高杠桿運作、虛假利潤、不務正業盲目擴張有關，“很多公司的主業發展并不需要這么多的貸款，大多是去搞了其它事情。如果自身現金流、造血功能是正常的，那大股東出問題和公司是沒有關系的。”

但對于這波由政府主導的“紓困”行為，多數人士認為是有必要的。劉軍稱，“當國際、國內經濟整體下行時，民營經濟會首當其沖，這個時候政府可以適當釋放善意。”

劉國宏表示，“不得不承認民營經濟最近處在一個危機時刻。前期資本市場的陰跌，如果持續這樣下去，肯定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國資在此時紓困是有必要的。在美國金融危機之時，美聯儲也曾推出了一系列救市舉措，幫助企業恢復信心。”

劉國宏對深圳借助國資平臺進行紓困的行為給予了肯定，“比政府直接赤膊上陣好，方便篩選出救助標的。深圳的共濟計劃資金的具體使用還沒有公開，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是把所有企業的風險全承擔，而是有選擇性的，即使對已經實施救助的企業也只是承擔部分風險，也就是說政府出錢紓困企業是要付出成本的。”

根據此前媒體消息，在深圳“紓困”計劃實施之時，部分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高新投、中小擔等簽署了協議，待股票價格回升后，扣除利息等全部成本，實際控制人還要分30%左右的盈利給高新投、中小擔。

劉國宏還表示，“紓困”資金要堅持“救急不救窮”的原則，“有一些公司經營不善、前期高風險經營，就要承擔一定的后果。”

民營公司業績不輸國資

整體來看，深圳市屬國資企業近年業績表現亮眼。據了解，2017年，深圳市區兩級國企總資產26968億元，凈資產10586億元;全年實現營業收入4156億元，利潤總額889億元。

至于市場擔心的“國進民退”問題，記者粗略比較了深圳國資A股與非國資A股公司近幾年的發展情況，發現至少在A股公司層面，該擔憂并不成立。民企無論在利潤規模，還是在增速上，均不輸國資企業。

從業績規模上來看，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國資A股公司合計分別實現營業收入約691億元、792億元、578億元;合計分別實現凈利潤約120億元、122億元、79億元。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合計分別實現營業收入約26394億元、31439億元、25530億元;合計分別實現凈利潤2564億元、3182億元、2492億元。

從成長能力指標看，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本地國資A股公司的營收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6.75%、15.50%、9.59%;凈利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13.96%、7.76%、1.04%。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的營收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21.45%、22.62%、16.93%;凈利增長率中位數分別為27.22%、14.12%、11.04%。

可以看到，在A股公司層面，無論是深圳國資還是非國資企業，近兩年營收、凈利總規模一直在穩步增長中，并且由于非國資新上市企業更多，與深圳本地國資的業績規模差距進一步拉開。不過，數據顯示，非國資企業凈利增速整體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

盈利能力方面，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23家深圳本地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中位數分別為5.31%、6.66%、6.60%;銷售毛利率中位數分別為28.93%、28.38%、27.06%。同期，注冊于深圳的236家非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中位數分別為9.07%、8.14%、8.30%;銷售毛利率中位數分別為30.66%、30.74%、30.26%。

從上述數據看，近兩年，深圳國資與非國資A股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水平、銷售毛利率水平均保持穩定，后者數據表現稍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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